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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口岸城隍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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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5-11-3 16:11:1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     口岸城隍庙建于北宋咸平二年(999),城隍庙供奉的城隍神被人们视为地方保护神。封建社会中信神是普遍现象,进入唐代,城隍信仰不断增强,地方官每年定期或在地方遭遇旱涝天灾时,代表一方民众祭祀城隍神,宋代城隍神被列入祀典,并明确规定,新官到任三日内,必须拜谒城隍庙。
     柴墟于宋乾德二年(964)设泰兴县治,筑有简易城郭,史称垒土为城,但至咸平初年的35年内未建城隍庙。文昌北宋的时代,皇上多信奉道教,民间效仿蔚然成风。虽然道教庙宇多元化,所供奉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剪除凶恶,保护良民,民间募捐建武庙都帝庙为盛。宋真宗登基之年(998),柴墟建了真武殿(光绪《泰兴县志》第九卷载),次年,即咸平二年,泰兴知县更任,按照新制定的国家祀典规定,新官到任,必须拜谒城隍庙,而柴墟作为县治,无庙可谒,建庙成了官方当务之急。泰兴县财税丰盈,按规拨出银两,择地、备料快速建成城隍庙,由此了却新官到任拜谒之责。柴墟城隍庙规模虽小,但等级不低,因地处县城,城隍庙与现世行政机构相对应,由此来达到对地方官吏和百姓的精神统治。为了维持香火,加强管理,城隍庙掌权的住持则由知县直接任命。这位知县(姓名无考)是个道教祟拜者,同在咸平二年,他促成黄桥镇也建了城隍庙,虽然等级低于口岸城隍庙,但从做法上,认可了黄桥也是一座城。从志书上查无黄桥建城的记载,但  从古代对的概念分析,通常是指官衙驻地或大集镇周围有,没有城墙亦可,但必须周围有,指能蓄水的河,或有,指无水的旱沟,只要有了,就有水墉神,能御灾捍患则祀之,水墉神可升格为城隍神,为保一方平安,建造城隍庙,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
    从北宋晚期的靖康之乱到南宋的建炎四年金兵三犯柴墟,城墙被金兵毁焉,未见城隍庙被毁的记载。敌军凶残可以屠杀生灵,但在封建社会中,凶残的敌军也是神灵的祟拜者,岂敢随意屠杀神灵。柴墟因连续三次被金兵摧残,元气大伤,南宋绍兴元年,县治迁往延令村(现泰兴镇),柴墟城隍庙仍是一方的保护神而受到百姓的祟拜。
     明代洪武年间,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,并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。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,他知道如何利用的威信达到国泰民安的统治效果。都城隍庙由皇帝亲自敕建,朝廷拨付银两,各府、州、县则按照等级,依次效仿。在这种背景下,柴墟城隍庙毫不例外,庙堂维修等事项,必然受到官府的公费资助,城隍受到真龙天子的捧场,各地的祭祀活动更加隆重,柴墟城隍庙同样处于香火兴旺时期。
     进入清代,口岸城隍神渐渐受到冷落,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军方对口岸的防卫加强,人们防患意识下降了。明末,朝廷为了抗击倭寇,在口岸东南十里地的周家桥驻陆军400多人,在永安洲驻水军千余人。清顺治十八年,军方分别定点在嘶马、刁铺、口岸、永安洲增设了专司维护地方治安的驻军。康熙十一年,口岸仍处于西枕长江时期,京口水师营围绕环形的北固江湾设置了五处江防哨所,史称,哨墩配了舢板战船进行江防巡逻。这一切都是围绕口岸港的安全而设防,这种固若金汤的军事布防,使百姓产生了安全感,对城隍保护神的精神依赖松驰了。而随着口岸港的兴旺,人们的求财心理加强了,处于离城隍庙只有一步之遥的财神庙,香火终日兴旺,两庙的兴衰对比日益明显,城隍神几乎无人进贡香火,神像无人添金,破损的庙堂无人问津,道人只好另投山门。时至光绪时期,一位德高望重为官多年的栾启元告老还乡,当他重游城隍庙,看到破落不堪的庙堂时,蒙生了重修城隍庙的想法。
     栾启元,字佑之,道光十七年(1837)出生于口岸西郊,同治年间曾任詹事府主簿之职多年,官至五品,光绪初期,因朝廷废詹事府,他辞去新任,回归故里,坚不参与地方政事,专事乡里义举。栾启元青年时代学过《史记》,知识渊博,弃官回乡不久,又被邀参加过光绪十二年《泰兴县志》的审稿,他通晓方志,深知城隍庙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远远大于地方其它庙宇。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,加至他刚毅和能言善辩的性格,一旦决心下定,就坚持不懈地朝这个目标努力。
     重修城隍庙,在当时需筹集几百两白银,盼县衙公款资助无望,光绪年间,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,各级财政都很困难。地方富豪虽多,但在城隍神受冷落的背景下,谁愿慷慨解囊。要想筹款,首先从舆论上要攻心,他在口岸镇上层人士和地方富豪中,不断宣传重修城隍庙的重要意义,数年的鼓噪,终于使一批有识之士领悟了他陈述的道理。水到渠成,他带头捐款,一批人紧紧跟上。他作为倡导者,被公推为重修庙堂的主持人,经过艰辛努力,口岸城隍庙于清光绪二十一年重修完工,殿堂焕然一新,请回道士配全道具和鼓乐,香火兴旺,又恢复了古貌古韵。为表彰有功者,民国元年(1912)年泰兴县民政长(县长)金轼主修的光绪《泰兴县志》补卷中,明确记载城隍庙在口岸镇者,光绪二十一年镇人栾启元、沈爵五、戚懋德、李宝树、姚松琴等重修
     栾启元不仅组织领导了城隍庙的重修,在地方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也义举多多,其事迹于民国早期由地方政府整理上报,经中华民国总统府批准,被授予急公好义的荣誉称号。并于民国八年(1919)年,在祖籍刁铺镇栾氏宗祠前,树立急公好义石坊一座,上面石雕竖匾为大总统 两旁石刻对联充满了颂扬之词。
     口岸城隍庙在清代处于频危之时,由于栾启元等人的拯救,得到重修,至今仍风骨犹存,1988年被定泰兴县文保单位,现已成为市级文保单位。随着高港区柴墟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,城隍庙将以亮丽的文物风景点对公众开放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作者: 辛日     闻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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